一谈到吴昌硕,我就会想到日本的金石书画大师、西泠印社名誉理事梅舒适先生说过的几句话。那是在1984年9月12日的纪念吴昌硕诞生140周年大会开幕式上说的,大意是:吴昌硕是印、书、画、诗四项全能的艺术大师。在日本,我们认为他不但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要产生这样全面的,都达到如此非凡境界的大师,那真是太难太难了。对他的研究,日本也颇有人在,且都达到相当的深度。他的作品,在日本也认为是国宝,经常举行展览,多和研究会一起召开。
  这段话,是一位外国的艺术大师怀着真挚的情意说的。当然,这和印社与梅舒适先生的多年交往也是有关系的。
  在大会第二天,即9月13日的学术交流会上,梅舒适先生又说:吴昌硕的作品,大约在50年前传入日本,以其豪放、雄浑的艺术气概深受日本各界的欢迎。宋元明清以来的金石书画作品传入日本的也不少,但是没有能像吴昌硕那样为公众所热爱。他的作品无论分开来单独看或是综合起来看,都是较之前人更有性格,更生动,更有浓郁的趣味。吴昌硕的作品在日本并不少,但仍保持昂贵的价格,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吴  昌  硕              (1844—1927)

  吴昌硕(1844——1927)有很多名讳和别号。用的最多的是:原名俊,又名俊卿,字仓石,后改字昌硕,别署缶庐、苦铁。
  吴氏乳名乡阿姐,这是因为他幼时体弱。民间传统:男子金贵,难养大;叫乡阿姐,就可避免夭折。女孩子爱撒娇,所以又叫他乡阿娇。
  早年在家乡,有芜园、齐云馆、削觚庐等斋称。
  浙江博物馆藏有一本《朴巢印存》,其上有他以篆文的自书扉页,以及用小楷写的《赋得市散渔翁醉》。从这本印谱,可以知道一些吴昌硕在22岁前后的名讳。据吴氏长孙长邺回忆:同治四年 (1865)吴氏随父自鄣吴村迁居安吉县城之桃花渡时,即名其书斋为朴巢,其时年22岁。所以取这个斋称,有返朴归真之意。从谱中,还可以查到在那时所用的名号,例如:芗圃、香补、杰生、梦香斋主人、泛虚室主人、梅花主人、金麓山樵、石痴山人等。此时的斋馆名字,除了梦香斋、泛虚室已见上文外尚有啸阁、飞鸿楼、金钟玉磬山房等。30岁以前,尚用过逸光、剑侯等。
  吴昌硕很多名号是从谐音而得,如仓硕、苍石道人、苍石、仓石斋、阿仓、昌石、老昌、老仓等。总之,仓、昌、苍与石、硕配合,连他老人家也是随手拈来吧。
  与缶庐有关的,还有缶、老缶、缶翁和缶道人。所谓缶,据今存实物乃是新石器时代的硬陶,上有回纹(或称系雷纹)。
  与石有关的,还有石人子、石敢当、石尊者、石人子室等。
  其他的名号还有破荷、破荷亭长、酸寒尉、五湖印芒等;至于聋、大聋、聋缶、无须吴、无须老人等,可能是70岁以后才用的字号。过世后,又被称作贞逸先生。        斋称方面,尚有破荷亭、禅甓轩、红木瓜馆、元盖寓庐、癖斯堂、篆云轩、铁函山馆、去驻随缘室等。        吴昌硕是浙江安吉人。再具体点乃是鄣吴村人。该村位于浙江与江苏、安徽交界之处,是个风光秀丽的小山村。村前有玉华山,松柏葱茏;村后是金麓山,绿竹掩映。因此,该村一日之中只有半日可见太阳,故有半日村之称,吴氏曾有印即刻“半日村”。鄣吴村虽是僻地山村,但在历史上也有过辉煌的一页。吴家始祖是南宋时从江苏淮南迁来的。到明朝,吴龙与吴麟兄弟同中进士,以后遂有了“父子叔侄四进士”与“吏部天官降吴门”的美称。
  吴昌硕出身书香门第。曾祖芳南,是国子监生;祖父目山(名渊),是安吉古桃书院院长;父辛甲,为咸丰辛亥科举人。其父虽曾分取知县,但避而不仕,以耕读终其生。能书,善治印,也能诗,遗有《牛日村诗稿》,未刊。在《孝丰县志》中,吴渊及其弟应起,辛甲与其兄开甲均曾见于《选举志),可知都是有科举功名之人。应当说明一下,安吉与孝丰或分或合,至于鄣吴村在明弘治时的区分应属孝丰县。何以吴昌硕本人一概写安吉而不写孝丰,有种种解释,此从略。


    吴昌硕的前半生十分坎坷。
  吴氏的元配夫人姓章,大约在他十五六岁时由父母作主定的婚。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进兵鄣吴村,清兵随至。战乱中,章氏被送至夫家(这是民间通例)。后来,男丁为避兵而逃难他乡 (女子因小足难以逃难)。父子两人又被兵冲散,剩下他独自流浪。直到同治元年,战事稍平,吴氏回到家乡,母存而妻亡,生离成死别。因为附近仍是不宁,他只得再次外出觅生。直到同治三年,战乱平定后,21岁的吴昌硕才从湖北、安徽回到家乡,父子相依为命过着耕读的生活。这时,他努力学习诗文、书法和印章。第二年赴考,中了秀才。其实,他16岁就考中过,因战乱而名籍散失。所以,他曾刻“重游泮水”印以为纪念。  同治四年,他随父迁居安吉,所居名芜园,有图、诗以记之。他自己的书房名朴巢,后有《朴巢印谱》之集。收集他22岁至27岁的作品,共钤印103方。
  同治十一年(1872),吴昌硕在29岁时才成为新郎。夫人施酒,字季仙,吴兴菱湖人(今浙江湖州)。尽管吴昌硕清贫,他的老师施浴升对他十分器重,一力推荐,并得到在县里当幕僚的岳父施绶的赏识,这才成其好事。岳父家藏书很多,他经常和夫人住在岳家。施酒有四位姐妹和一个弟弟,吴氏和他的弟弟石墨(字振甫)气味相投,十分友好。施酒共育三子、一女。长子名育,16岁夭亡。次子吴涵(字藏龛),三子吴迈(字东迈),都能继承家学,后来都是西泠印社社员。吴涵死于日本,有四子三女,只二子瑶华能世其学,曾在抗战中参加天目印社,后在美国过世。吴迈有一子四女,子即吴长邺,为吴昌硕长孙,自幼受教于王个簃,书画均有高水平,也是西泠印社社员。
  吴昌硕曾两度到杭州的诂经精舍,从名儒俞樾(曲园)学习。同治八年(1869)那次时间较短,同治十二年(1873)时间较长。以后,为了生计,他曾在湖州的名门望族颜文采、陆心源两家做工作,名义上是账房,实际上帮他们做书记之类。这两家不但富藏文物、图书,而且交往的多是饱学之士。所以,对吴氏来说,得益极多。尤其陆心源,据说收藏宋版图书200部、汉晋古砖1000多块(建“千甓亭”以贮之,有图录出版)。这时,吴氏和“湖州六才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他的学业与人生是个极好的际遇。六才子中,除陆氏外有杨见山、凌霞、施朴华、李仲廉和丁葆元。
  光绪六年(1880),吴昌硕37岁,到著名金石家吴云(字平斋,号退楼)家工作。吴云非常赏识吴氏的才学,待他如同子侄。缶庐后在《削觚庐印存》的序中写道:“余始来吴门,封翁待以群从礼,假馆授餐,情甚挚。余得纵观法物、古书,摹印作篆,觉有寸进,封翁之惠多焉。”昌硕的一生,以到苏州为转折点,以后即渐入佳境了。两年后,昌硕觉得可以籍艺自立,遂离开吴家,接家眷在苏州安家。由于生计仍清贫,曾多次出外工作,其游迹主要在扬州、上海一带。曾靠捐官做过“辅贰”,后又做了一任安东县(今江苏涟水县)的县令(只40多天),因厌恶官场之繁苛事务,就辞职不干。举家迁到上海。这种小官,当时有“酸寒尉”之称,任伯年曾为他画过《酸寒尉像》。
  从同治十一年(1872)起,吴昌硕多次到上海。至于正式迁居,已是民国2年(1913)的事了。他和上海诸名家如任伯年、任阜长、虚谷、高邕、张子祥等多有来往,艺事日臻成熟,以至扬名天下。
  吴昌硕的第一个老师,是他的父亲吴辛甲,字中宪,号如川。咸丰辛亥举人,《孝丰县志》有传。曾分取知县,但无意仕途,宁可在家过着耕读的田园生活。在诗词、书法、篆刻等方面均有造诣,这就影响了吴昌硕的一生。著有《半日村诗稿》。
  吴氏10岁进私熟读书,直到16岁辍学在家。这位塾师姓潘,但不是后来促他去考秀才的潘芝畦,其名待考。潘氏字子余,号喜陶,海宁人,是孝丰县学的校官,是吴氏的老师。        对青年吴昌硕影响颇大的,是同邑的施浴升。他和施酒的婚事,也是施氏介绍的。在《吴昌硕石交集校补》(沙匡世校注)中称:“余与孝廉交最深。自始学诗,从受诗法。每成一篇,即以就质”。但因曾与施氏“同肄业西湖二年”,即曾同在俞樾门下,施氏自然不好自己尊大,“故余接孝廉在师友之间”。


    吴昌硕一生中,确属师生关系的还有俞樾与吴山。
  俞樾,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是清末的经学大师。俞氏学问为东南一柱,亦善金石书画。俞氏是曾国藩赏识的一位学者,又是李鸿章的同年进士,在当时名满天下。吴昌硕曾两度前往杭州,就学于俞氏的诂经精舍。
  吴山字瘦绿,号铁隐,湖州人,寓菱湖。在《吴昌硕石交集校补》中称:“俊自出所为分、篆、印刻就正,先生颇许可,乃指示瑕疵,并谓篆隶如印泥、画沙,无取形似,俊遂师事焉。”
  上文所述颜文采、吴云以及“湖州六才子”等,应该说对吴昌硕都有指点之处。尤其金石学如吴云、陆心源,诗文如施朴华,绘画如凌霞等,均有较高水平。但只能属于友朋(包括忘年交)间的切磋,谈不上师徒的关系。类似的关系很多,再列述三家于下:
  杨岘,名岘,号庸斋,也是湖州人,咸丰乙卯举人。杨氏为学渊博,专心于汉唐之学问。曾官吴门,以藐视上官而罢,故又号藐翁。吴昌硕很崇杨氏,曾恭跪欲拜为师,杨氏固辞。所以,他和吴仍在师友之间。杨氏说:“师生尊而不亲,兄弟则尤亲矣,一言为定。”尽管如此,吴诗中仍有“藐翁吾先师”之句。
  任伯年和吴昌硕的关系,也在师友之间。据王个簃《吴昌硕先生史实订正》:“他们的关系并非师生,一开始就是好友”。任氏“较昌硕先生年长4岁。吴昌硕后来学画也得到蒲作英、胡公寿等人的指点。他与任伯年的交往尤深,经常交谈画理,评点画作。”世间谣传吴氏50岁才从任伯年学画,实大误。《吴昌硕作品集》中,即有30多岁作的梅。
  蒲作英和任伯年的情况相仿。西泠印社昔年藏有一幅《竹石图》,上有吴氏题的“蒲师画竹,昌硕补石。”
  吴昌硕曾作《怀人诗},以纪念在青壮年时的17位师友,列名于下:金铁老、杨见山、杨香吟、张乳伯、施旭臣、朱六泉、万东园、施石墨、潘瘦羊、汪茶磨、顾茶村、杨南湖、陆恢、裴伯谦、潘硕庭、沈藻卿、毕兆淇。
  后来,又作《十二友诗》,收于《缶庐集》及《吴昌硕石交集校补》,列名于下:吴瘦绿、张子祥、胡公寿、凌霞、朱镜清、任伯年、吴菊潭、蒲作英、杨伯润、金瞎牛、金俯将、王竹君。
  吴昌硕的父亲辛甲公会治印,耳濡目染,吴昌硕可能10岁左右也拿起刻刀来了。据刘江所著《吴昌硕篆刻艺术研究》:“14岁在私熟念书,书包里经常带着刻印的工具。一遇空闲,就拿出来刻。塾师怕耽误功课,屡加阻止,但他还是偷偷地磨石刻印。”可见,少年吴昌硕对治印的兴趣多么浓厚。这在吴氏所作《西泠印社记》中即有证明:“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稍知其源流。”
  关于20来岁时的吴昌硕即已自辑作品为《朴巢印谱》的情况,已见上文。

  清朝时,印人的美称是金石家。当然,印的本身也属金石。而且,要刻好印不但要“印内求印”(即研究历代玺印的衍变与特点),还要“印外求印”,即放眼于各类金石文字,从中汲取素养。吴昌硕的一生,和许多金石家有过交往,从浙江的颜文采、陆心源、凌霞、高邕之、吴云、杨岘到江苏的吴大徵、潘祖荫、沈石友等。他们的藏品,并与其切磋,都对吴昌硕的书法、篆刻艺术有很大的促进。
  吴昌硕的印艺既有部分来源于书法,又不同于书法。许多地方,其印艺超过书法。笔者认为:即使吴昌硕只会刻印,他也会永垂不朽的。在他一生中,常为一些长辈或朋友刻印,在赠受者都认为是珍贵的礼品。据说他本人认为: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
  从“印内求印”论,他的“规秦摹汉”自不必说;对浙派诸家自丁敬至赵之谦的研究,也很重要;偶而,还受《飞鸿堂印谱》之类的影响。从“印外求印”论,如其友葛昌楹所说:“凡周秦古玺、石鼓、铜盘,洎夫泥封、瓦甓、镜缶、碑碣与古金石之有文字资料考证者,莫不精研其诣趣,融合其神理。”因而,造就一种独创的高古、雄浑、苍茫、强劲的印风。
    钱君匋副社长在《略论吴昌硕》中称:“昌老治印,从陈曼生处得纵横爽利之气;从吴让之处得舒展流丽,圆转婉约之趣;取邓石如的劲挺园润,浑穆超越;取封泥、匋瓦的简练;加上石鼓文的陶治。百川人海,自开生面。体貌厚重,以气取势。因势传神的风格,影响中日两国印学。‘自我作古空群雄’不是自我标榜,而是客观的自我评价。自吴派印学风行之后,妍柔光洁的刻法便不为人所喜,壮美风格代替了华美与素美的境地。”
     吴昌硕既精通印内、印外的各种篆字,书法上又有如此高超的境界,反映在印章的字法自然精妙。他又是个著名的画家,以画面的章法和印章的章法融合贯通,求其“虚实相生,疏密有致”,这是他在印章章法上的特点。他是用“钝刀硬入”的,刀较大而少磨,全凭腕力而不靠利锷。刀刃人石不深,求其自然崩落而造成细微斑驳的古趣。又恐过于锋芝毕露,有时参以在鞋底上磨的“做”法。


    他有关治印的观点,可参所作诗《刻印偶成》。
  他最早的印谱是《朴巢印存》,收集22岁至27岁间的作品。其次是《苍石斋篆印》,系1874年辑成。第三是《篆云轩印存》, 1879年辑成。第四是《铁函山馆印存》,1881年辑成。正式出版的第一种,是光绪九年(1883)的《削觚庐印存》,有二册本、四册本两种。较大型者则是《缶庐印存》,初集四册于1889年锌版拓印;二集四册,于1900年出版;三四集亦各四册,于1914年出版。这四集印谱,是吴氏70岁以前亲自审订的精品集。除国内出版外,还有日本和韩国的版本,总数约50种。
  吴昌硕的书法,以篆文为主。其中,又以石鼓文最为有名。《吴昌硕临石鼓文》有1986年西泠印社本与1987年台湾高雄大众书局本两种,为其最主要的书法作品集。
  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于石鼓文的书写,其风格则有个渐变的过程。他早期的石鼓文作品,极似原拓,形神兼备,体态较方正,笔法较端凝。大约在60岁前后,他写的石鼓文渐出新意,逐渐有自己的面目。在结体上,自方变为长方;而且讲求气势,有右高左低之动感。这种变化,韩师登安称之为“努肩伸腿”。回过头来再看原来的石鼓文,就感到端庄有余而气势、活力不够了。光是体态变还不够,他更在用笔上加以霸悍、豪放的灵魂,使整幅作品恣肆灿烂,气势宏伟。或许有人会说:“这岂不是不像原来的石鼓了?”其实,艺术的最高境界往往就在于像与不像之间,就在于“遗貌取神”,就在于个性的突出。所以,众口一词地认为吴昌硕晚年写的“石鼓”是大大成功的。
  石鼓以外,小篆、《散氏盘》和《乙卯鼎》等也是常写的篆书。
  隶书以临各种汉碑的功底为最深,如《嵩山石刻》《张迁碑》《石门颂》《汉祀三公山碑》等。所以,他的隶书汇合诸碑,参以己意,境界超脱,笔力雄浑。偶然隶兼篆意,但绝少见到波磔开张如“曹全碑”者。
  吴昌硕的楷、行书,是从颜鲁公人手的,后来虽多经变化,而凝骨丰肌仍是基本的特点。以后,又曾练过钟繇诸帖,对于间架结体以及内在精神的把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年时期,初学王铎,后兼米芾、黄山谷。结字亦略具右高左低的特点。中宫收紧,四肢幅射,纯任自然,无丝毫做作之态。虽尺幅小品,亦似有排山倒海之势。晚年行草多为藏锋,其线条之粗细徐疾每合韵律,如乐曲之绕梁三日,如清泉之汩汩不断。
  关于吴昌硕之书法,历来论者或以气胜,或以势胜。总之,不论真草隶篆诸体,都有自己面且,而且郁勃飞动,大气磅礴,感人至深。

  吴昌硕曾对诸贞壮说过“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但在《吴昌硕画集》(西泠印社编)中,已收有他30多岁时画的梅花册页。缶庐有句诗:“三年学画梅,颇具吃墨量。”这首诗是己丑年作的,即 1889年。以这诗句来论,他至少在1886年就开始学画梅了,那时他42岁。我认为:吴氏在湖州那几年,是打开他眼界的日子。主人相待好,工作本身和笔墨又有关系。来住的都是“湖州六君子”一类颇能“游于艺”的文人,其中如凌霞等本就画得不错。所以,久而久之,看得多了,笔墨的情趣会诱使他拿起笔试着涂抹起来。这期间,他也就是30多岁吧。由于潘芝畦会画梅花,缶庐22岁时又与潘氏的关系很不一般,所以,有人猜想缶庐曾从芝畦启蒙也说不定。
  缶庐第一个画种是梅花的可能性很大。梅花是在最冷酷的环境里,冲霜冒雪而绽放的,在中国文人世界里向来受到推崇,和兰、竹、菊并称“四君子”。缶庐最喜欢写梅,其最早传世的作品也是梅。尤其墨梅,更显出他孤傲不逊、刚正不阿的个性。在76岁时作的一幅梅花轴上,题了一首诗,自豪地说:“老夫画梅四十年,天机自得非师传。羊毫秃如垩墙扫,圈花颗颗明珠圆。”画面点墨不多,惊龙走蛇,飞墨片片,一片苍凉悲壮的气氛。
  昌硕画,绝大多数是花卉,四君子以外如水仙、荷花、牡丹、紫藤、雁来红、芙蓉、玉兰、顽石、松、青菜、萝卜、石榴、桃、葫芦、荔枝等。至于佛像、人物、山水等均极少作。
  丁羲元的《吴昌硕艺术论)用现代美学的眼光分析缶庐的画,总结出四个特点:一是整体诗意美。由于诗、书、画、印的一炉共冶,泡制出诗情画意而各异其趣的文人画。二是疏密跌宕美。这和印章、诗文的章法是相通的。三是丑怪朴野美。以石为例,决非细、绉的湖石,而是全然不加修饰的顽石。四是古拙奇肆美。其题画中,每有与此四字有关之词。综上所述,吴昌硕的艺术真正开拓了“长留太古春”的艺术境界。
  吴昌硕对诗文非常偏爱,苦吟数十载,从未间断。1877年,曾辑早年诗稿为《红木瓜馆初草》。1885年,又辑近作为《元盖寓庐诗集》。1893年,重新补辑为《缶庐诗》及《缶庐别存》,后者为题画诗。1903年,有《缶庐集》四卷本铅印行世。以上是他生前所出版的诗集。
  吴氏谢世后,由三子东迈将其晚年诗作,请冯君木、朱疆村两大家整理,编为《缶庐集》,于1928年出版。
  在国外,有1986年日本东京二玄社出版的《吴昌硕尺牍诗稿》。
     诗人陈石遗说:“书画家诗句少深造者。缶庐出,前无古人矣。”可见,世人对缶庐的诗评价之高。其所以造成这等高超的境界,除了吴氏本人内在的颖悟与努力外,他的身世、游历以及众多超一流水平的老师与朋友的教导与切磋都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钱君匋在吴昌硕诞生140周年纪念大会上所撰《略论吴昌硕》中认为:“缶老诗从王维人手,复精研中晚唐律法,寄托遥深,如五律《寄葛萍波》”,又说其“《宿晓觉寺》的晚唐格调,和贾岛、姚合比较接近。”兹录此二诗于下:
  十月北风作,天晴啼晓鸦。  孤帆悬碧落,一浪卷芦花。  有客诗为寿,无貂酒竟赊。
  萍波添万顷,忘却是浮家。塞月一庭霜,安禅借石床。遥泉入清夜,落叶响长廊。灯护前朝火,邻舂隔岁粮。老僧知梵字,聊与老庐仓。
  缶庐曾在任伯年为他画的《酸寒尉像》上题句自嘲,对封建时代小吏的痛苦描写得呼之欲出,摘其一段如下:
  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呼乃敢入,心气先慑阻。问言见何事,欲答防龃龉。自知酸寒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躯偻。朝食嗟未饿,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缶庐论印、题画之作很多,限于篇幅选其《刻印偶成》一首如下:赝古之病不可药,纷纷陈邓追遗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陈邓外古仍无功。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我性疏阔类野崔,不受束缚雕镌中。少时学剑未尝试,辄假寸铁驱蛟龙。不知何者为正变,自我作古空群雄。若者切玉若者铜,任尔异说谈齐东。兴来湖海不可遏,冥搜万象游鸿蒙。信刀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三更月落灯影碧,空亭无人花影重。捐去烦恼无芥蒂,逸气勃勃生襟胸。时作古篆寄遐想,雄浑秀整羞弥缝。我闻成周用玺节,门官符契原文公。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前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摹印小技亦有道,谁得鄙薄嗤雕虫?嗟予学术百无就,古文时效他山攻。蚍蜉岂敢撼大树,要知道艺无终穷。人言工拙吾不计,古人有灵或可逢。诗成狂吟忽大笑,皎皎明月生寒空。吴昌硕名满天下,门生弟子不少。除了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学生。

  西泠印社藏有一幅王震画的《缶庐讲艺图》,纸本,长120厘米,阔53厘米。其上绘缶庐及其四个学生,栩栩如生。还有王氏长题:“缶庐讲艺图。缶庐老人,德性文艺复藑一时。次君藏龛,克承家学。从游陈君师曾、李君苦李、刘君玉盫,并以才秀闳俊,卓著声闻。今老人既归道山,而四君复先后凋萎。风流消歇,可胜悼叹。辄以旧感,写作斯图。壬申暮秋,白龙山人王震。”
  《缶庐讲艺图》曾刻碑,碑未有沙师孟海所书题名,也是有关缶庐弟子的事,兹录此:“先师吴贞逸先生既殁之五载,东迈承顾,命安葬于塘栖之超山。道乾等追维遗教,情难自恝。因乞王君一亭作《缶庐讲艺图》,并勒石墓侧,用志永慕。壬申十一月,门人郑道乾、赵起、周梅谷、沙文若、汪英宾、张公威、汪鹤孙、吴楷、钱厓、吴钦敭、王文三、诸文萱、王传焘、吴熊、荀词、王颐、王堪谨记,沙文若并书,周梅谷刻”,下注:“右《缶庐讲艺图碑末题名》。”以上题名共17人。
  在一幅二尺见方的纸上,沙师用恭谨的行书录出王震并上题,其末另有四行补充:“此碑十年动乱中已毁,今惟西泠印社珍藏王一老绘图原迹,超山吴先生纪念馆尚藏全碑拓本。个簃来书,嘱录存画款及题名留示后人。赵即赵云壑,沙文若即沙孟海,钱厓即钱瘦铁,诸文萱即诸乐三,荀词即荀慧生,王贤即王个簃。个簃今年正90,孟海亦87矣。1986年丙寅8月,沙孟海附记。”
  可见,以上所述的4加17共21人为缶门弟子。据我所知,应该不止这个数目。例如,缶庐三子东迈,据《西泠印社志稿》(叶为铭、秦康祥编):“俊卿三子,擅书画,偶亦治印,能世家学”,显然与其兄藏龛一样也是缶庐的弟子。其他如西泠印社已故的高龄金石书画家朱复戡、谭建丞以及楼辛壶、潘天寿等,也应是缶庐的弟子。赵石(古泥)也是其弟子。至于他和白龙山人王震的关系,也在师友之间。再浅一层,如梅兰芳、齐白石等也是有关系的。齐白石诗中即称:“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晚年居台湾的陶寿伯,据称也是缶庐弟子。

  日本的河井仙郎(1871—1945),号荃庐,于1900年来华,拜在吴昌硕的门下,是正宗的吴门弟子。他与长尾甲(字雨山,1864-- 1942),同系西泠印社早期社员。长尾甲与缶庐的关系,也在师友之间。
  吴昌硕曾有许多画像、塑像。他是一代印宗师,在印章及边款上也都有过他的像。
  《西泠艺丛》第9期《纪念吴昌硕诞生140周年专刊》上,载有三幅任伯年作的吴氏画像。
  第一幅作于光绪丙戍,即1886年。画上有两题:一为任氏自题:“《饥看天图》,仓硕先生吟坛行看子,光绪丙戌十一月山阴任颐”;另一为杨岘所题:“床头无米厨无烟,腰间并无看囊钱。破书万卷燎不得,掩关独立饥看天。人生有命岂能拗,天公弄人示天巧。臣朔纵有七尺躯,当前且让侏儒饱。丙戌腊八后二日晴窗,藐翁杨岘初稿。”刊出者系刻碑之拓片。
  第二幅作于光绪戊子,即1888年。画上亦有任、杨二题。且与上图一样,任题在右上方:“《酸寒尉像》,光绪戊子八月,昌硕属,任颐画。”杨题在左上方:“何人画此酸寒尉,冠盖丛中恶不类……”其诗甚长,署名为“七十叟杨岘题”。这一幅是纸本彩幅,身着全副佐弍的官服拱手立,脸上透着恭谨而无奈的神情。
  第三幅作于光绪甲辰,即1904年。画上也有两题。右下方是郑题:“此任估年画师为吾友缶道人写行看子。岁久沦轶,今忽得之海上,当有吉祥云护之者。爰为题记以识清异。道人题诗其端,奇可玩也。光绪丁未夏始,鹤翁郑文焯。”左上方为吴氏用篆文自题:“天游云无心,习静物可悟……”其诗甚长,署名为“光绪甲辰七月,缶道人自题。”此幅无任氏款。所画系一伟躯大腹老者,左手执扇坐于蕉下,亦纸本彩图。无图名,图旁注称“蕉阴纳凉图。”
  原浙江美术学院教授周昌谷,曾画过一幅《吴昌硕先生像》,像右向,手执卷,背衬以梅。以后,吴永良也曾在吴昌硕诞生140周年纪念时作过一幅类似的《吴昌硕大师肖像》,像左向。周、吴都擅长中国画人物,这两幅画结构严谨,缶庐坐于梅花丛中,一代大师之神韵跃然纸上。此外,吴氏还为西泠印社柏堂画了一幅吴昌硕与西泠创社四英的五人合像。

  印章边款中的吴缶庐线条画像,由已故西泠印社老社员邹梦禅所刻。西泠印社社员张耕源兄,以肖像印驰名海内外。其所作第一、二方肖像印,都是应我之求为缶庐而作,构图亦相同,只是表现手法不同。
  据吴缶庐长孙长邺《西泠印社内的吴缶翁铜像》:“当昌硕先生健在时,日本国有位著名的大雕塑家朝仓文夫先生,出于仰慕昌老在艺术上的非凡成就,在1921年特地为昌老范铸了铜质半身像两尊。—他把其中一尊放在日本,而另一尊就请人不远万里运来中国,赠给昌老。但昌老非常谦逊地不欲私置于其家,认为安放在艺术交流场所较为妥贴,就转赠给西泠印社。由昌老的艺友丁仁、吴石潜两位先生,把铜像运到杭州,放在西泠印社内,筑龛加以保护。诸宗元先生特为撰文《缶庐造像记》,文中述及造像经过始末颇详。像就安置在社内‘闲泉’石壁上,凿龛加以珍藏,题名日‘缶龛’。后来又在半身铜像下配成石躯,完成了一个整体。石躯作迦跌坐状,发髻斜簪,形神维妙维肖。”
  这尊象征着中日人民友谊的艺术品,可惜在十年动乱中毁于一旦。1979年日本友好人士小林与三次先生来杭,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十分惋惜。回国后,在朝仓文夫的女儿朝仓响子与学生西常雄等日本艺术家的鼎助下,重新铸成一像。又得到青山杉雨、梅舒适、小林斗盫等各界名流的支持,组成了庞大的“吴昌硕先生胸像赠呈友好访华团”,把第二尊铜像护送来杭州,今置在西泠印社的观乐楼(即吴昌硕纪念馆)内。  有关吴昌硕的纪念建筑,有许多处。吴氏过世后,遗体葬于有“十里梅香”之称的余杭县超山。春初寒梅冲雪而绽,全山如花团锦绣一般。在县里,有吴昌硕纪念馆。
  在吴氏的家乡安吉,有吴昌硕纪念馆,收藏诗书画印为数不少。在建馆之初,我曾为该馆集得国内著名学者、诗人为该馆题诗数十篇,也算为太老师尽了点微薄的心意。
  西泠印社的观乐楼,今辟为吴昌硕纪念室。楼上,布置成吴昌硕的工作室,连桌、椅、笔、砚等都是从吴府搬过来的。
  上海,有吴昌硕故居,地点在山西北路吉庆里12号。并已成立“吴昌硕艺术研究协会”。
  为了表彰吴昌硕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中国邮电部于1984年8月27日,发行序号为“T98”(特种邮票第98号)的“吴昌硕作品选”邮票,全套共8枚,面值1.32元。到1997年的售价已达27元,市场价更增1/4。其中,书法与印章各一枚,画六枚。除了一般首日封外,并由吴昌硕故乡的邮局发行首日封。当年,我订了 40套故乡首日封,并请他们将20套寄沙师孟海,20套寄我,并加上签名、盖章等,成为40套集大成的极限封了。由于该套邮票没有吴昌硕的像,所以又由中国邮票部与西泠印社合出一种以吴氏胸像为饰的打孔纪念张。该纪念张发行未几,即抢购一空。此外西泠印社还与邮电部门合出一种有吴昌硕像的金属质硬邮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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