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文化思想中,包涵着一个“三才”思想观念。它反映在《易·说卦二》,其文云: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

  这就说明,中华先民的宇宙观是“天地人合一”论,而三者皆以“才”为之标称,是“才”之重要可知。换言之,天地人不曰“三道”而曰“三才”者,其义可思。盖道者,就其质性含蕴而言,才者就其功能表现而言。中华汉字的“才”,本义是标示植物的萌生,无限的生命之力正在开始发展发挥。

  “三才”包括了宇宙万物、人生社会的一切事物、活动、表现、成果。明人编纂的巨著《三才图绘》,正是此义的一个具体理解与纪录。

  中华先民认为,天有天之才,如风云雨雪,寒暑推迁,皆是也。地有地之才,如山川动植,金银玉石,皆是也。而人独为万物之灵,即天才地才所孕育之精华的最高表现是也。

  中华先民达到了这一认识,方能有《易经》这样的著作产生。

  人的价值、使命、功能、抱负……,都由这儿开始,而且不断发展对这种认识的深入思索、反复探求的智慧活动。

  是以,我曾将这种认识标题为“三才主义”(见《中国文化》第8期)。

  古人从“三才”的认识自然达到了下—步的紧跟着的认识,必须“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必如此,方为能尽天之赋才。不然者,即非“顺性命”,而成为“暴殄天物”,——天物包括人在内。

  从这儿,就发生了人才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就是人类文化所不断努力探究的最大的一个根本问题。

  因此,中华的文、史、哲,也正是特别重视这一最大问题的学问。

  经、史、子、集,统统是人才的思维言行的结晶纪录。虞书禹谟是如此,“太史公书”是如此,孔、孟、老、庄是如此,李、杜、欧、苏也是如此。 以上明了之后,方可归题于小说这门学科。当然所谓小说,是指中华小说,特别是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而言。

  文学基本常识,西方对小说的定义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传统观念。在我们,小说是史之支流,所谓稗史、野史、外史、异史、外传、别传……,都是此一观念的体现命名。“讲史”又是“说话(说书)”市井文娱中的首位分支专科。现存的历史类演义小说从“开辟”一直到清朝、民国的厉朝各代都齐全了还不算,别的小说也总要“挂靠”一个某朝某代的历史人物或事件,连《金瓶梅》《西游记》,总无例外。不叫“史”就叫“传”,其名似异,其质一也(如《三国》最早刊本也叫“传”,《水浒》是“传”,“说岳”是“传”……“海上花”也是“列传”……)。

  讲“史”毕竟为了何事?当然可以说是为了兴衰治乱,温古鉴今;但略略追进一步再问兴衰治乱是因何招致的?于是回答便落到了治国安民的圣君贤相、文武良材——问题就立刻显明了:原来,讲史就是讲的人、人物、人才。此点最关紧要。

  好的君相将帅,就是出众的人才,这些人才的得用(能展其才),便造成治世昌明的局面;如若相反,人才埋没、屈抑、损害,则造成了乱世涂炭的时期。因此,讲史中尤为受欢迎的“讲三分”(三国故事),就是赞叹魏、蜀、吴三方的各自拥有的出色的文武人才。

  这儿,就包括着他们的遭际与命运的问题。小说中的“后人有诗叹曰……”正是良证。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商隐)写下过儿童慕效三国人物的句子,而且自己的感叹是:“管乐有才真不忝(指诸葛丞相),关张无命欲何如!”这就完全是他对人才的痛切的感叹。宋代大词人苏东坡(轼)则写出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东坡也记下过听说书的群儿向蜀反魏的表现,但他自己十分赞美的却是东吴的周郎,他那“羽扇纶巾”的儒将风度,他那“雄姿英发”。

  这儿已经表明:打动诗人词人的,并不只是“倾向”于三国中哪一方的事情,而是人、人物、人才!而是那些人才的遭际与命运!

  此义明了之后,才会懂得:为何《三国》故事之后,又出了同样为民众热情传述的水浒英雄的故事。

  东坡是北宋人,时在徽宗之前,所以他心目中仍然是三国风流人物。而到元明之时,文家艺匠,便转而赞叹宋江等三十六英雄了(如龚圣作《赞》,陈老莲作画)。

  什么叫“英雄”?一定就指“拿刀动斧”的武士?非也。英,是植物的最高结晶表象;雄,是动物的最高形质表象——两者合称一词,代表“地之才”的精华,而又借以赞美人才的出类拔萃者。“雄姿英发”,两个字已经分出同现了。 “英才”“雄才”,也是中华汉语文中的常用的美称之词。

  那么,《水浒》何以能与《三国》同列而媲美呢?它的独特价值又在哪里?

  答曰:《三国》人才,不出帝王将相;而《水浒》作者[注]却不去再写那些人,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写一大群“强盗”——被人贱视、敌视、恶视的犯法犯罪之人!

  那位作者认为:我要写他们,他们并不是天生的坏人恶人贱人,相反,他们本是头等人才,即英雄人物,而他们遭到的不是展用施为,尽其才美,却是屈抑陷害,落得家破人亡,无立足境。

  “逼上梁山”,这个成语,已经变为一个“典故”使用了。

  所以《水浒》的主题仍然是人、人物、人才,不过加进来的是因时代、身份、环境等等原因而遭到了令人悲愤难平的命运播弄。这也就是昔人目之为“愤书”的真正义理。

  此义明了之后,方能谈及理解《红楼梦》的这一重要课题(本文中,《红楼梦》一名只指曹雪芹原著)。

  曹雪芹是怎么萌发要作此小说的意念的呢?因素动机,自然并非单一的(可参看拙著《曹雪芹新传》);但其中主要的一个是来自他对《水浒》的感受与触发。

  当世研究者皆已看到,《红楼梦》之所以取一家族、家庭众多妇女为题材, 是受《金瓶梅》的启迪,这原不错。但大家却仍未晓悟它受《水浒》的影响更大,更直接。前者的启迪是“形式”方面为主,而后者的影响则是“精神”方面的居要。

  雪芹之作小说,一贯的精神是“又继承又翻转”。对于《三国》《水浒》,他深识其写人才的主旨,所以在这一点上他是继承踵武;然而他的价值正在于绝不肯重复前人陈言旧套。他以为,无论帝王将相也好,还是草寇英豪也好,都可归于“须眉浊物”一类,亦即不出“一丘之貉”,是断不肯再写这种“浊”气满身的人物的了,他要“翻转”,大笔重彩地集中多态地去写历来为人忽视、歪曲、 作践的女性人才——即脂粉英雄!

  “脂粉英雄”,是个独创的文学语言,也是人的价值观的新奇表述方式。此语即见于芹书之第十一回,托言秦可卿临逝与熙凤梦中永诀谆嘱,其言曰:

  “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

  请看这是何等的一种心胸眼界!庸常之辈(包括男子),能见及此而道得出否?(凤姐本是全书中男女二主角中之女主角[男为宝玉]。雪芹全力写她的超众之才,但被程高的续本彻底歪曲了这个原为雪芹高度评价的人物。参看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下编。)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中国小说专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教授所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已有中译本问世),强调中国明清小说名著皆是文人手笔,已不同于市井瓦舍“评话”的质量风格——他在中文版上用华语自撰的弁言中称之为“文人小说”,原话是说:

  “首先,本书的核心论调原来是从比较文学的观点出发的,即视明清小说文类为一种归属于书香文化界的出产品。因此始终标榜这‘文人小说’的概念。”

  好一个“书香文化界”!我们中国学者似乎自己还不肯(不会)如此措辞宣义。雪芹确实当得起这个书香文化界作家的美称,这种人喜欢从中华汉字文化特点上运用“对仗”修辞美学手法,所以他是有意地要与《水浒》构成工致的对仗主题——

  绿林好汉

  红粉英雄

  红粉即脂粉,“红粉佳人”原与“绿林好汉”对得更工,但雪芹对已有的“佳人才子”派小说在《石头记》开卷就表示了批评与不满,故此略将“红粉”变换了一下,并且另创了”脂粉英雄”一个绝妙崭新的、耀人眼目开人心胸的主题“宣言”。

  何为脂粉英雄?今天的语言就说成是“女性人才”了,这很好懂。(当然,汉文上的风格情趣上的差别,就不暇在此细论了。)

  因此,从芹书本身取证,也就不难理解,例如——

  一,雪芹自言,那些亲见亲闻的闺友的“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

  一,他又托言自辩、那些“异样女子”是“小才微善”。

  一,熙凤的册子判词是“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探春的册子判词是“才自精明志自高”。

  所以他对妇女人才的感叹是:

  “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

  无待繁辞,斯旨可晓,只要不受程高伪本“宝黛悲剧”假主题的欺骗,细读全书、即不难尽领雪芹之本怀了。

  《水浒》写了多少人物?一百单八条绿林好汉。

  《红楼》写了多少女子?一百零八个脂粉英豪。此言何据?即在原书开头,大石的尺寸,高为十二丈,脂批双行注云:“照应十二钗。”又其“方经”为二十四丈见方,脂批又注:“照应副十二钗。”(一本作“总应”)。可知“副”是广义,包括副、又副、三副……而言。那么,24×4(边)=96,是正钗以下诸层副钗的总数,因此——

  12(正)+96(副)=108

  即此已可确证:雪芹在原著卷末所列《情榜》,全部女子人名,正是一百零八个。

  这又充分说明,我谓雪芹著书,是直接从《水浒》得其启示、联想、构思——“又继承,又翻转”,推进一步新思,创出一番新境。

  这就是中华文化史上的第一次提出的崭新而正确的妇女观,女性人才颂歌与悼词。

  既是颂歌,如何又是悼词?

  君不见,(水浒)一百单八好汉,个个悲剧命运结局;《红楼》一百零八女子,也正是个个悲剧结局——雪芹谓之“薄命司”中“注定”者是也。

  此又所谓:虽翻转,实继承。一部《红楼》正如《水浒》,写的乃是妇女人才的遭际命运,她们都是出色人才,面皆遭埋没、屈抑、陷害。

  雪芹之书,以甄英莲(真应怜)为第一个出场女子,亦即为全书之“代表人物”,而他下了“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一句总括“考语”,在此脂砚立即批云:

  “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才人!今又被作者[雪芹]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而同处还有几条脂批,一齐慨叹,至言“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贤之恨,及今不尽!况今之草芥乎?!”

  我愿研读《红楼梦》的人,都能对此重新瞩目而集思。究竟雪芹著书,本旨何在?难道只是为了“哥妹爱情悲剧”?不禁为雪芹洒泪之书再三长叹。《易经》以乾坤作首,阴阳是脉,三才(也称“三极”)为纲。通观中华文化,从《周易》到芹书,正是一条形貌不同而神情通贯的人类高级神智灵慧的辉煌载记。

  甲戌二月初二日写讫

【原载】 《红楼梦的真故事》(下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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