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在历来的评论中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曾经形成所谓“拥薛派”和“拥林派”一一前者称之为“大贤大德”的“贤宝卿”,后者斥之为“虚伪”、“奸险”、“一心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而害死黛玉的“罪魁祸首”,甚至有人为此“一言不合,竟挥老拳”。无耻地自誉为“半个红学家”的江青及其御用文人,更把其拉入什么“父党”和“母党”的“斗争”,①纳入了评儒说法的轨道,作为“和贾政一样”的“浑身浸透了中庸之道”的“大观园里的女儒”②来批判。

  因此,我们必须从形象出发,从实际出发,来分析这个艺术形象的真实面目,以“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③——这里,仅就笔者的浅见所及,试图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求得大家的指教。

  首先,让我们排除掉种种先入的概念和定理的框框,来观察一下《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形象实际吧!

  宝钗识得湘云不识的那个“棔”字,懂得宝玉不懂的《山门》一出的“词藻排场”是好的,还念出其中一支《寄生草》,使宝玉听了“拍膝摇头”,赞她“无书不知”。  (二十二回)宝玉和黛玉谈禅时,她还比出五祖弘忍传六祖慧能的佛典,念出其中两谒,使宝玉觉得她“知觉在先”。(同上)论见解,她也不同凡响,那番论画大观园的“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四十二回)的谈话,道出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辩证关系,斥为“粉饰太平的宏论”,是不切实际的。在论诗时,她认为“只要立意清新,措词就不俗”(三十七回),主张“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她还赞扬王安石和欧阳永叔的《咏昭君诗》是“各出己见不与人同”(六十四回)。这些艺术见解,有着尚清新、主独创,反对形式主义和公式主义的意味,列入“句句不离孔孟之道”,也是没有根据的。

  她在《咏白海棠诗》中写道: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三十七回)在这里,她抒写出了一种追求淡雅、静穆的情怀和憧憬那“淡”和“艳”相统一的意境。在《柳絮词》中,她写道:万缕千丝终不改,任它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木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七十回)这也反映出她在追求一种自然、均衡、和谐的境界。同时,也表现出一种“偏要把他说好了,才不落套”——尚新颖、贵独创的艺术i张。“众人拍案叫绝,都说:‘果然翻得好!’”(同上)其中“送我上青云”一语,一向作为热中名利,一心向上爬的铁证。殊不知“青云”一词,古人诗文中往往指的“高空”或“清高”的意思。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里的:交错纠纷,上干青云。李白的《送韩准、袭政、孔巢父还山诗》:猎客张兔置,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均是如此。传说中神仙来自高空,品格清高,故“青云”还有被引伸作“仙家”解。所以,太平闲人也在这词后评道:青云应仍作仙家言,则与宝玉出家更相照应。④“青云”单作热中名利解,根据还是不足的。

  在协助探春理家中,薛宝钗还能想到那些园中的妈妈们,说她们“照料门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拉冰床”,干一应“粗重活计”,主张分利益时不问有余无余,都要拿出若干吊钱来散与她们。在那些贵族小姐的心目中,居然还能想到“一年辛苦到头的妈妈们”,也算是少有的。

  至于一直被论者诟病的“扑蝶”事件,就事论事:她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避嫌”,而不是“嫁祸”。王希廉也评为:“善于避嫌,是宝钗一生得力处”。⑤她的《咏螃蟹诗》,说是“骂版逆者的横冲直撞,将不得好死”⑥,更是牵强附会的歪曲。宝钗诗的意旨是“小题原要离些大意思”。她讽刺的“世人”当是那“不知耕织买卖”把书“遭蹋”了如贾珍、贾赦之类人物,宝玉才说:“骂的痛快”,根本不是骂宝玉、黛玉一类人的。

  还有,她暗中每每“体贴救济”那寄人篱下的邢岫烟;照应那父母双亡,依哥嫂度口,“做活做到三更天”的史湘云;庇护那“平生遭际实堪伤”的香菱,带她进园子,学会了做诗,参加了诗社。连那人人践踏、个个歧视的赵姨娘、贾环,她也一视同仁,赠土仪时给予同样的一份。说这全是为了争取当“宝二奶奶”的选票,也未免是诛心之沦。

  即如在筵席上,黛玉说酒令时说出有关《西厢记》和《牡丹亨》的诗句作酒令那回事,说她“扯起孔孟之道的破旗”,“气势汹汹地大兴问罪之师”,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在那吃人礼教统治下的贾府,“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那是不足奇怪的合法存在。傻丫头捡到一个春囊,却引起了“捡抄大观园”的轩然大波,断送了好几条性命。作为主子姑娘的黛玉在筵席上公然说出:“良辰美景奈何天”和“纱窗没有红娘报”那样的诗句,这在贾府最高统治者心目中,正是个“鬼不成鬼,贼不成贼”,“就是满腹文章,做出这样事来,也算不得佳人了”的有着严重性质的问题。可以说,这是个关系到黛玉的名誉乃至生命的重大问题。幸亏筵席上没有谁懂得,只有这个“无书不知”的宝姑娘懂得,这该是个“嫁祸”的好机会了。可是,宝钗不但没有作恶意的揭露,反而背后劝她,作了“兰言解疑癖”的“一夕话”,说得黛玉“垂头吃茶,心下暗服”。(四十二回)并且从根本上改变对宝钗的敌意立场。在《金兰契互剖金兰语》回中,黛玉还向她作推心置腹的表白。她说:“从前日你说我看杂书不好,劝我那些好话,竟大大感傲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她还说:“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导我,怪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她赞你,我还不受用,昨日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

  显然,在黛玉看来,宝钗这番话,不但不是“气势汹汹的大兴问罪之师,”还是一种“善意的关怀”。评者也认为:“宝钗规劝黛玉,是极爱黛玉”。⑦宝钗在规劝黛玉时,承认自己也“背着他们偷看了”《西厢记》、《牡丹亭》以及《元人百种》之类“无所不有”的“杂书”,并且小时也是个“淘气的”、“够人缠的”(四十二回)所以,这也就得着黛玉的谅解和信任。她们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改变,甚至引起了宝玉的纳罕,他借“是几时梁鸿接了孟光案”一语询问时,黛玉表白说:“谁知他竟真是个好人。”(四十九回)薛姨妈还挪至潇湘馆和黛玉同房,“一切药饵饮食,十分经心,黛玉感激不尽,以后更亦如宝钗之称呼一一宝钗直以‘姊姊呼之,宝琴前亦直以‘妹妹,呼之,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为亲切。”(五十八回)评者说是:“钗黛两人泉爱逾常,随地皆见敦厚”。⑧

  作品里这些实际存在的四十回以后出现的钗、黛矛盾趋于缓和的有关情节,我们是没有理由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正是这个“无书不读”的宝姑娘,开口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狂热地宣传着那令人厌恶的男尊女卑的信条;她虽然自己谈诗论画,作诗填词,却认为:读书、写字、做诗等项“原不是你我分内的事”;甚至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正是这个宝姑娘读遍了《西厢记》、《昆琶》、《元人百种》,妹妹宝琴做了两首无伤大雅的《梅花观怀古》、《蒲东寺怀古》,她都不许;她谈禅说玄,佛典道书,无不涉猎,又高叫这些“道书机锋”,“最能移性”,反对别人去看;她在协助探春理家中,看得透、拿得稳,够上一个“识”字,处处“小惠全大体”,又时时宣传那孔孟程朱之道,生怕探春的改革越出了封建规范的雷池一步;她那么温情脉脉,而对金钏儿的惨死,却丝毫无动于衷,还说她是“在井边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不过是个胡涂人,也不为可惜”,曲意替凶手工夫人开脱罪责;对尤三姐未婚夫柳湘莲出家的不幸消息,她“并不在意”,还说是“前生注定的”。(六十七回)这又是多么冷酷无情。

  这样,薛宝钗的思想性格也就显出了如此的一种特色:那就是封建礼法观念、贵族阶级的优越感和自尊心,腐蚀了她那“灵气所钟”的天性,染污了她那“淘气”的“够人缠”的天真、纯洁的灵魂。从而在她看来,合“法”都是合“理”的;现有的一切封建礼法和现存制度秩序,都是天经地义地理当如此,不叮怀疑,也不可改变的。维护出身贵族家庭的“主子姑娘”的身分,就成了她生命中头等大事、主要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薛宝钗的温情脉脉和她的冷酷无情,也扰显出了鲜明的阶级特征。

  邢岫烟是邢夫人的侄女,又是薛蝌的未婚妻;史湘云是贾母的侄孙女,都是“主子姑娘”,是薛宝钗的同阶级姐妹,有什么困难,不周到的地方,作为“大贤大德”的宝姑娘,不是应该救济、照顾一点么!香菱是奴隶,但已作哥哥“呆霸王”的妾,也算“半个主子”;赵姨娘是贾政的妾,也是“半个主子”,贾环是个“正经主子”,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同样符合她那阶级同情的“全大体”的原则。

  据此,可知金钏儿那样的奴隶,又背上“教坏宝玉”的罪名,她的自尽,在这个“主子姑娘”心目中,自然就毫不足惜了。她的替凶手王夫人开脱罪责,正是履行那所谓“以孝治天下”的“孝道”,是“大贤大德”的表现。至于赠衣给金钏儿入硷,目的在安慰王夫人这个“长辈”的心,并不是有意中伤黛玉的。尤三姐虽是贾府亲戚,却是个敢于反抗礼教,公开要求婚姻自主的叛逆女性,这在她心目中是个“淫奔女”,她的惨死也就“并不在意”,认为是“恶有恶报”的“前生命定”了。

  唯其如此,才能称“大贤大德”,才能“全大局”,才能在封建主义者心目中显出她的思想“好”、风格“高”。假若真如论者所说那样:这个宝姑娘处处以陷害黛玉,夺取“宝二奶奶的宝座”为目标,整天哪哪喳喳,如赵姨娘一般地只知争风夺嫡,也就不成为“大贤大德”的“贤宝卿”,不成为“温柔敦厚”的“淑女”形象。

  从这个角度上来观察,可以说对什么是“淑女”的问题,《红楼梦》用艺术形象作了生动的回答:“就象宝钗这样!”薛宝钗这个如生活本来面目一样丰富多采的典型形象,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历史认识意义和美学欣赏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薛宝钗典型形象还不仅仅局限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标准“淑女”形象的意义上而。在那尔诈我虞、明争暗斗,个个象乌眼鸡的大观园里,这个宝姑娘,总是“罕言寡语,装愚守拙”,不管什么都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处处表现得“行为豁达,随份从时”,总是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她是薛府贵族小姐,又是王夫人的姨侄女,并得着贾母的宠爱,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她对大观园中一切,有过问、干涉的权利,也有这个能力。比方说,她就洞悉园中种种机密、层层内幕。在“玫瑰露”和“获菩霜”被窃事件发生时,她就深知“其中还有几件比这件大的”,“若以后叨登不出来,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来,不知里头连累多少人呢!”  (六十七回)并悄悄告诉了平儿,让她心中有数,免得一旦事发,会牵连好人。在“抄捡大观园”,闹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时,她借口妈妈“身体不好”悄悄搬了出去,并且早就把通园中的小角门关闭起来,置身于一切风波之外。在有关“金玉姻缘”的纠葛中,在那耳鬓厮磨、坐卧不避的特定环境里,她对宝玉也不是没有丝毫的爱情的跳动,但在这个有关终身问题上,她也是洛守封建道德信条,把自己的“人欲之私”,纳入那个封建“天理”的框框,服从封建阶级的最高利益,把真实感情压制着,不让它透露出来。如妈妈向王夫人提到“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就“总远着宝玉”;见元妃所赐的东西,独她的和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二十八回);黛玉因她的插入,和宝玉发生多次口角,甚至当面对她冷嘲热讽,她也装着没有看见,一味“浑然不觉”(同上)。这说明她是严守着那个“主子姑娘”的身份,把封建礼教的信条放在第一位,个人的私欲放在第二位的。唯其如此,她才能较王熙凤辈站得高、看得远、拿得稳,才‘能“全大局”。

  令人惊异的是:这个宝姑娘在待人接物方面,达到一个达到一个如此的超脱大度:即对一切抱着一种不介入而又可介入的态度。——可介入,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而又不介入,又造成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假象。“夫唯作不争,故天下莫能争”。在她参与的一切场合里,她都严格地掌握了这样的原则和分一寸。脂评说她的待人是“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现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蜜之情形诸声色。”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她就显得八面玲珑、进退裕如,获得了上自贾母、王夫人,下至丫环、老妈妈们的一致称颂。

  显然,薛宝钗形象已经越出了一般封建“淑女”的极限,显出了一种大伪若真、大巧若拙,已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所能囿限的释、道思想的特征。比如说,她这种在待人接物上“不介入”、“退一步”的作法,就更合乎道家那种“以退为进”、“以患为利”的“阴柔之道”。同时,她住处的“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房间是“雪洞一般,一应摆没全无”,服的是“冷香丸”,追求一种静穆、和谐的情调。评者也说她:“有林下风,标薛媛。”⑨这又显出了一种以“冷”为特色的释家的情趣。

  这样,她的思想性格也就不同于纯粹儒学,不是什么“大观园里的女儒”,而是显出了“进”中有“退”、“热”中有“冷”的特色,成了个浑身有一股“凉森森、甜丝丝”的“冷”声毛的“冷美人”。评者说她是:“补慎安祥,望之如春。以凤姐之黠,湘云之豪迈,袭人之柔奸,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⑩这就说明了她不仅是一般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淑女”形象,而且在她的思想性格里显示出了一种“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和“心明力定,从耐烦二字下功夫”(均曾国藩语)的所谓“王佐之才”。这也就说明在这个“淑女”的身上孕育着极大的才能,蕴藏着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所能够有的极深的思想修养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最“好”最“高”的“美德”。

  我们知道,在为期久远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统治中,虽然汉武帝刘彻采用了董仲舒的“罢百家而定一尊”的主张,实行了提倡儒学、罢斥百家的政策,形成了儒学居于正宗的局而。一可是,在实际上,以儒、道、释为代表的三家思想是相互依存,自然也相互排斥地发展着,到后来,就形成了一利,所谓“你的里面有我,我的里而有你”的局面。历朝统治者,知道单靠儒学不足以维持其统治,也就有意识地提倡所谓“三教同源”、“三教合一”说,将儒、释、道三种思想,各取所需地融为一炉,形成一种能够更好地为其服务的思想力量。这样,就使儒、释、道三种不同的思想,在其麻醉人民,尽其牧师职能上,相互交流、相互补充地汇成了一股反功的社会思潮。这种“三教合一”的社会思潮,已经融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已不再是纯粹的儒或纯粹的道或释,它已成为一种“混血儿”式的阻碍中国社会前迸的惰性力量。

  清朝是中国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所谓康、雍、乾鼎盛,也标志着绵延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最后一个高峰。清代统治者自称“老佛爷”,在大力提倡佛教的同时,又极力表彰孔孟程朱之道,大兴文字狱,强化籍制人民思想的政策。可以说,这正是“三教合一”的思潮在社会上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薛宝钗形象在这样时刻、这样气候、土壤下的应运而生,是中国封建道德、文化的最高结晶,是中国封建社会培养、树立起来的最好标本。因而,在她的思想性格里也就反射出了这种“三教合一”的折光。从她那句句不离孔孟,事事维持名教的言行中透出的一股森森的冷气,和那追求一种“淡极始知花更艳”的情怀,就足以证明她是儒学中掺进了释、道方面的因素混成的。有人提出了所谓“薛宝钗精神”的说法,可以说:“薛宝钗精神”就是这种  “三教合一”精神的具体而微的缩影,体现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成果。因而,她不仅是个温婉、美丽、“有才有德”(11)的“淑女而且是个“小心谨慎大度优容”(12),甚至被目为“似汉高祖”(13)式的人物。可以说:在这个宝姑娘身上,既有“退则独善其身”的涵养,又有着“出则兼善天下”的才能。在那极端野蛮残酷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社会里,一般的封建士大夫在那“伴君如伴虎”,动不动“天威不测”、“龙颜大怒”,随时有杀身灭族的危险的境地中,大都悚然危惧,朝夕难保。所以,能进能退的陶朱公、赤松子成为当时值得效法的最理想的人物。因而,薛宝钗这种善于避嫌远祸的  “退”,又蕴藏着内敛的“劲气”的“进”的性格,是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最“理想”的性格。就中国封建士大夫的观点来看,可以说:她是个少有的“完人”。应该说:它概括了那个社会中封建士大夫心目的最“好”的“美德”,有着那个时代的最深的思想修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典型。在这样一个未出闺阁的青年姑娘的身上,如聚光镜中的焦点一样地集中了如此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此复杂的思想深度,成了如此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在中外的文学画廓中是少见的,是今人惊异的。脂砚交口称她“大贤大德”,曹雪芹表示了极度的赞赏,称她有“停机德”,用以和黛玉的“咏絮才”相并峙;在《红楼梦曲子》中以“悲金”和“悼玉”,“山中高土晶莹雪”和“世外仙姝寂寞林”相对称,比喻作“艳冠群芳”的“花中之王”的“牡丹”。这绝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百科全书,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的中国封建社会生活全貌的话,那么,其中的薛宝钗,就象浓缩铀一样集中地概括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和道德风貌——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美学理想。

  这样,我们也就找到了《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形象造成历来纷争的根本原因:着眼“于正面的.看到她那高度的文化教养,温柔敦厚、典雅大方的风度,乃至藏而未露的经世之才”,她已不是单纯的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或一心“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的赵姨娘型的“泼妇”,乃至什么“和贾政一样”的“大观园里的女儒”;她就如中国灿烂的封建文化本身一样,反映出那丰富多采、复杂错综的全般丰满性。这样,一味赞赏,无限倾倒,形成所谓“拥薛派”。反之,着眼于反面的则看到那象封建主义本身一样的虚伪,和那念念不忘宣传封建道德的酸腐气息,以及那冷漠而又城府森严到诡谲程度的性格,及其在宝黛爱情悲剧中所处的尬尴地位,就非常憎恶、极力排斥,站到她的对立面,形成所谓“拥林派”。

  因此,我们可以说:接近于稿本的脂本,体现了以曹雪芹为代表的一一包括“石兄”、“脂砚”一类作者的原来观点。所以,自四十回以后,作品里显出钗黛矛盾趋于缓和一一有以黛玉先死,宝钗后嫁的“让路”方式避开钗、黛冲突的迹象。这就保存了薛宝钗形象的原有面目的全般丰满性,显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美学理想的体现者的深远意义。可是,今本系统,经过程伟元高鹗为代表的一类续作者的修补和增改,续出了“移花接木”一一黛死钗嫁,并置于同日同时的悲剧结局,突出了宝黛爱清悲剧冲突的主题。这有它独创意义,对完成《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过,由于今本中写出了她是个事实上的宝黛爱情的破坏者,因而,也就破坏了这个典型形象的原有面目的全般丰满性,使其显得简单化脸谱化了。自然,这也就更易于招致读者的厌恶和僧恨。

  由此可知,所谓“左黛”而“右钗”,或“右黛”而“左钗”的观点,正是由此而造成的。我们如果不弄清脂木和今本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艺术效果的不同,就会陷入“以其所是,非其所非”的无原则的纠纷中去。

  今天,我们要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毒素,因此,对于《红楼梦》里的薛宝钗形象,我们必须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那种拜倒在薛宝钗这个封建主义的“冷美人”的石榴裙下,尊为值得效法的“古贤”是荒谬的;那种把她贬为“一心陷害宝玉”、“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的脸谱化的“奸险”人物,也是不符合形象实际的。至于说什么薛宝钗“联合母党”来陷害黛玉这个“父党”人物,而且“母党胜利了”云云,更加信口雌黄。薛宝钗的被选中为“宝二奶奶”,不是因为属于什么“母党”,而是她符合封建主义的道德标准。反之,黛玉的不能入选,是因为她有叛逆思想,并体弱多病,不能主持中馈,并不因为她是个什么“父党”分子。显然,这种说法,是企图宣扬极端反动、腐朽的“血统论”、“母系中心论”,为其做女皇制造舆论,达到“红”为“邦”用的卑劣目的。此辈的最大木领就是不顾事实、不顾逻辑,信口撒其弥天大谎。因此,对他们最有效的办法是:还事实以原来而目。  

   我们的责任是:给《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这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的典型形象,还它一个本来应有的真实面目。

  一九七九年三月稿八○年二月改

  ①见《谈红纪要》。

  ②任犊:《薛宝钗和中庸之道》。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卷第六五O页。

  ④太平闲人:《石头记》七十回评语。

  ⑤护花主人:《石头记》评注。

  ⑥同于(二)。

  ⑦同于(五)。

  ⑧同上。

  ⑨同上。

  ⑩《金玉缘》本、《续花人论赞》。

  (11)护花主人、《石头记论评》。

  (12)同上、九十八回评注。

  (13)同上、《明斋主人总评》。

【原载】 《江淮论坛》198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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