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之“红学”,好比莎士比亚之“莎学”。其开篇设问:“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此一问,丝毫不逊于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虽乃模拟说书人的口吻,但“狡狯”得很。致使此书问世二百年来,“发掘文墓和揭开文幕”的“好事者”络绎不绝,歧异繁出。在研究领域内,不断围绕“从何而来”的诸多“可能性”进行学术与非学术的探索,煌煌高论者,以索隐派和考证派最领风骚。当然,也有人说考证派与索隐派虽不是“同出一辙”,但也是“殊途同归”——限于“本事”的考证也是索隐。

  《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以贾宝玉为主人公,以贾府为背景描写个人性格与家族命运的小说。

  但关于本书的由来,众说纷纭:

  “索隐派”主张“他传说”,于此发明多多。古人有“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张侯家事说”,“顺治帝董鹗妃故事说”,“康熙朝政治说”,“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说”等等。近人则有“顺康宫廷隐史说”,“康雍乾政治权利争夺说”,“曹雪芹竺香玉刺杀雍正说”,以及“太子胤礽和太子妃石氏故事说”等。

  “考证派”主张“自传说”。“自传说”又分两派: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于此建立“自传说”的是胡适,周汝昌等;还有一派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不一定是曹雪芹,而是另自有人,古人有“吴梅村说”,“曹一士说”;近人有“抄写勤说”,“曹頫说”,“石兄说”,“洪升说”等等。

  上述这些主张,都引起了红学界的争辩,结论无疑都是错误的。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主张者固然是牵强附会,反驳者亦是徒劳无功——偏离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被“作俑者”牵着鼻子忙不迭的走。

  《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这是研究讨论的前提;用文学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乃是题中之意。

  但文学现象是复杂的。有文学理论一门学科。作家子出机枢进行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家希冀通过作品的归类把握、综合分析,总结出创作经验或创作规律。如自然科学一样。严格说来,文学理论是不具备科学性的学科。几乎文学理论的每一个定义都有歧义,每一个例证都有例外,每一个实证都有反证。例如,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历来都有“典型说”和“杂取说”。同样是作家,捷克裔的法国作家米兰?昆德拉却说:“一个作者企图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们都是曾经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不是生于母亲的子宫,而是生于一种基本情境或一两个带激发性的词语”他坦白其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两个主人公的来历:“托马斯就是Einmal ist keinmal(德国谚语,意思是:只发生过一次的事就像压根没发生过)这一说法的产物,特丽莎则产生于胃里的咕咕的低语声。”当然,昆德拉说的也是一个特例,但问题就在这里。所谓科学,就是具有规律性,确定性,可以重复实验在现。而这恰是与文学艺术创作相排斥的。文学艺术的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不确定性、多义阐释性等等,才是艺术的价值所在。

  文学创作,是人类的主观高级精神活动,其模糊性、混沌性、神秘性、复杂性,说一句悲观的话,就我们现在关于人类精神活动、大脑机制掌握的程度,不但我们读者、批评者、理论家、科学家等探究不出,就是作者自己也很难以说得清楚明白。人类的头脑是否能完全了解人类的头脑,是一个科学的悬疑。我们能说写作时“灵感所致”,“有若神助”,“神游八极,心驰万仞”等创作状态是什么素材、经验、想象、梦幻、灵感乃至理性、推理、思考、演绎、判断所致吗?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非尔德有一段关于“知道不知道”的言论:“据我们所知,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些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知道一些;我们还知道,我们有些并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些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知道”,拉氏英语的“知道不知道”,与汉语的“知不知”这句话,正是互相对译。穷究根底,勇气可嘉;为学知止,亦理性可许也。

  所以,文学批评的研究只能是自圆其说的个案研究。所以,红学作为一门“显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研究作家的作品时,历来有作家本位与作品本位之争。作家与作品的关系,由于批评流派的分歧,简单说来,有两个观点:一是鲁迅式的态度,认为批评作品应论及作者,否则,则进于说梦,这是考证派的存在理由。另一个是钱钟书式的态度,说,你认为鸡蛋好吃,吃就是了,不必认识那个下蛋的老母鸡。这是接受美学的立场。虽然流派在后,但作品在前,此中纠缠也莫衷一是,难解难分。

  其实,这两者之间,虽不能相融,但也不必亦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要看具体情况而言。

  比如,《红楼梦》开篇第一句话,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还是“此开卷第一回也”?现在我们认为是前者,而后者只是“回前批”或“楔子”。这就是版本考证得来的。再比如,通过考证,我们知道了《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在“甲戌”1754年已经至少完成了前八十回。这是胡适的贡献,也是王国维关于有限考证的主张。知道了《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和作者写作的时代背景,无可否认会对我们领会和欣赏《红楼梦》有所帮助。但我们不知道“兰陵笑笑生”是谁,至今还是照样看《金瓶梅》,也不影响对《金瓶梅》的学术研究与艺术欣赏。美国作家海明威说:“只要是文学,就不用去管谁是作者”又有西方文论不雅的比喻:“艺术作品是私生子,不问爹妈是谁。”由此可看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考证的原则是⑴需要也可能考证时,考证是必要的;⑵考证不出来,也不妨碍作品的阅读。⑶有总比无强。⑷考证也不必过于繁琐枝蔓。例如,我们考证了《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好得不得了;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的,坏得不得了。奈读者何?我们能屏弃后四十回,仅抱着八十回残本看这“断尾巴蜻蜓”或“断臂维纳斯”吗?我想,读者是不会理会这类专家学者的意见或建议的。或者说,高鹗的后四十回是“狗尾续貂”,我们通过探佚学已经考明了符合曹雪芹设计的后四十回情节,但问题是,情节与作品之间缺的是什么啊,不正是文学吗?那还不如续补之作呢。正如鲁迅所说:“早在册子里一一注定,末路不过是一个归结: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我所说的还包括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关系,尽管爬梳出什么“赫赫百年”、“树倒猢狲散”、“《续琵琶记》”、“鼎鼐”等等曹家历史的东西,只能说是作者涉笔成趣的由头,或者说是专家由考证得来的欣喜。就靠这么点自己家的东西,是写不出《红楼梦》的,也不能产生《红楼梦》的。你开了一张菜谱,并不等于经营了一桌饕餮大餐啊。

  更遑论捕风捉影、空穴来风的什么“索隐”了。

  红学索隐与考证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纠缠,主要在于对文学作品持与文学批评根本无关或稍有关系却烦琐枝蔓的态度和方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刻舟求剑,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死在句下”;“烦琐考证,违背常识”与“倒行逆施,恶紫夺朱”四个方面。下面分别一说。

  所谓中国小说源自历史,旧称稗官野史,这好象是一个定位。强调者以此为依据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认定只能把“曹学”、“脂学”、“版本学”与“探佚学”归于“红学”范畴,不能将“红学”模糊为由文学批评作为研究对象的普通“小说学”。因此“红学考证是根本”(周汝昌观点)。这就是“刻舟求剑”。说小说源自历史也许可以成立,说历史小说、传记小说本自历史更是不错的。但历史不等于小说,小说更不等于历史。当其“源”“流”到了《红楼梦》产生的年代,例如,小说《水浒传》源自历史,《金瓶梅》却犹如夏娃,是从亚当身体里抽出的一根肋骨罢了,开篇后就与《水浒传》毫无关系了。何况《水浒传》本身已经是由历史筐架融入艺术虚构的“文学历史”。《西游记》就更甭说了。小说是什么?小说是“以叙事的方式对小说各种元素的缝合,对小说外的破碎世界的缝合,小说是以文字和书卷的排列组合方式制造的一种内在的时空的幻觉。再客观、再真实的小说也不能忽略他不过是小说家的虚构这一基本前提。小说只是真实的幻象而已”。

  《唐?吉苛德》第二部第三章中,唐?吉苛德听说他的故事被写成了小说,怀疑自己的事迹写得是否真实,引出了关于小说和历史的观点。学者认为诗人可以“不按往事实况,而按往事理当如何发生来叙述或吟唱”;而历史学家却:“必须描绘往事一如其所发生,而不是应当如何发生”。

  将红学“国学化”、“特殊化”,以“小说源自历史”的定论抱残守缺,除了画地为牢,抱梁溺水,排斥异己,抬高个人外,并不能为《红楼梦》增添什么光彩;反之,把《红楼梦》看作世界文学之林的一部小说,以普通“小说学”的方法界定“红学”,也无损《红楼梦》的“旖旎和缠绵”。

  现今红学界,在舆论一片“回归文本”的呼吁中,中国红学会秘书长孙玉明先生偏偏反对此论。我理解他的意思,中国的主流红学一直以《红楼梦》文本作为主要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的,何来今天的“回归文本”。只不过反常的总是离奇的索隐与无据的考证,因为其“夺目红”,具有“新闻性”、能“吸引眼球”而得到拼命追求“发行量”、“收视率”、“收听率”、“点击率”等诸媒体的青睐。专家明星化,显学庸俗化,这是红学的“悲剧”还是红学的“喜剧”。谁知道呢?

  自胡适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可能是为了学术的严密性,在红学界,什么是“自传”就说不清楚,道不明白了。我们且看一看专家学者的困惑:

  在《红楼梦辨》出版两年后,余平伯发表了《〈红楼梦辨〉的修正》,首先修正的是“《红楼梦》的为作者的自叙传这一句话”。他说:“《红楼梦》系作者自叙平生,有感而作的,事本昭明不容疑虑。现在所应当仔细考虑的,是自叙平生分子在全书究有若干?换言之,《红楼梦》一书中,虚构和叙实的分子其分配比例若何?”

  1952年,俞平伯把《红楼梦辨》改定成《红楼梦研究》,声称他进行修订的原因之一,即是“原来的编制法根本就欠妥善,把曹雪芹的生平跟书中贾家的事情搅在一起,未免体例太差。《红楼梦》至多,是自传性质的小说,不能把它径作为作者的传记行状看啊”。

  胡适说:“《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懂得这个道理,便知书中的贾府与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胡适说:“我的研究,是要指出《红楼梦》描写的故事和人物,不完全是假的,许多是有事实作根据的,《红楼梦》是一本写实的小说,虽然也有许多虚构的成分,但实人实事总是最基本的主题。当然,我如果说《红楼梦》是一个自传性质的小说,不单单说是自传,也许就不会引起许多误会了。不过,我说的自传,那时从主要部分来说的。”

  1949年,周汝昌《真本石头记之脂妍斋评》:“《石头记》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实写,那只是文学上手法技术的问题,而绝不是材料和立意上的虚伪。譬如大荒山下的顽石,宝玉梦中的警幻,秦钟临死时的鬼卒……等等,我虽至愚,也还不至于连这个真当历史看。但除了这一类之外,我觉得若说曹雪芹的小说虽非流水帐式的日记年表,确是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这话并无语病。”

  这里涉及的概念有“自叙传”、“自叙生平/平生”、“叙实”、“自传性质的小说”、“自传”、“百分之百写实”、“生活实录”等。请注意,这些概念,定义的都是“生活的真实”,而不是指“艺术的真实”。那么,这里的纠缠在何处呢?

  《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郁达夫说“作家所有的作品都是自传”。这是作家在什么意义上这么表述的?难道听不懂,说不明白吗?如果再说到钱钟书先生以“佯谬”写作技巧定义的“自传就是别传”,就更加让某些人不知所云了。

  而我们的红学家,费了多少口舌,浪费了多少时间,讨论的不过是一个文学常识的问题。说其“胶柱鼓瑟,死在句下”不为过吧。

  当然,这些红学家如此强作解人是情有可原的——他们都不是小说家且不懂文学批评。你看看胡适考证曹雪芹的生年,非得让其过上一段繁华的日子,而周汝昌又坚持曹家必须“复苏”,否则《红楼梦》无从写起,就知道他们对于小说创作是多么外行了。其实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过:“然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

  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六十年来红学发展的过程中,还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人,自胡、蔡、陈、钱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规、余英时……他们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见作家;所以红学家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从美感、幻想、经验……等等到构思、布局、创作、增删……等等艰苦的历程。所以,他们每每为‘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一不知不觉的潜意识所支配,而乱下雌黄。胡适之、周汝昌都范这种毛病。周汝昌在书中那种与高鹗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明显的例子。”

  “繁琐考证,违背常识”,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和“铁岭说”的考证上。(94年95年此论甚沸)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曹雪芹的祖籍当然可以考证。但曹雪芹的祖籍本来确定无疑,由“祖籍”概念的限定、历史传记的记载、文物与文献的互证,其祖籍就是古“襄平”,今“辽阳”。但某些红学家依旧闹得沸沸扬扬,盖棺难定。专家学者详实有据的批驳不必重复了。我们仅从常识判断:弟弟的后代能否以伯父的居住地为自己的祖籍?端明、端广兄弟俩“永乐年间”从江西出来,一个到了丰润,为“丰润曹”的始祖;一个到了铁岭,为“铁岭曹”的始祖。怎么“铁岭曹”的祖籍就是“丰润”了呢?“丰润谱”不载“辽东曹”,“辽东谱”也载“丰润曹”,曹雪芹祖上历史记载是“著籍襄平”,我们的专家学者们怎么就能够考证认定“丰润曹”与“辽东曹”是“同族同宗”,怎么就可以否认曹雪芹祖上的自报家门呢?有意思的是,主张“丰润说”的也感觉到论点根基虚设,理屈词穷,于是就千方百计的凭空演绎端广在丰润的端明处住了一段或很长时间,从而将端广在丰润的住籍归于丰润,这是应当与合理的历史考证吗?更有意思的是,“新丰润说”的“过籍说”与“铁岭说”的“搬家说”,什么《红楼梦》的作者是丰润的曹渊,后来过继给曹寅,改名为曹颜,以后又回到了丰润。什么“三韩”是铁岭,“襄平”是铁岭,“千山”、“长白”、“沈阳地方”等等七处都是铁岭。他们怎么也不想一想,说一两个地方是铁岭可能性还有一些,说这些地方都是铁岭,从常识上判断,这可能性还有吗?(有兴趣者可参看有关此说资料及95年的《红楼梦学刊》)

  这些考证,客观说来,都逸出了文学批评对作者与作品的关注范围,都谈不到什么学术研究,也用不着学术讨论,思维正常的人用基本常识就可以并且应该判断是非了。专家学者,如此作学问,不是匪夷所思吗?

  最后说一说“倒行逆施,恶紫夺朱”,这正是我基于文学批评的立场,对“索隐派”红学的看法。

  我也看“索隐派”的文章和著作,有时还看得津津有味。但是我是看热闹、看疑惑。我看这些研究者又从《红楼梦》中“索隐”出什么新鲜玩意?我看同样是研究《红楼梦》,这些研究者的思维怎么就这么奇怪?但百思不得其解。近来,特别是对唐德刚关于作家介入到红学的祈望感到遗憾。关于历史与文学,素材与作品的关系,就文学批评的作用与目的来讲,关注的理由是为了通过学术研究来加深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欣赏并进而对作品的艺术性下判断。所以,研究的兴趣只能立足作品,对照已经掌握并确切可靠的历史与素材,或者作者的手稿,研究作者的艺术创作经过和成就。孙绍振教授曾提出还原法:素材+艺术创作=作品。如符?日丹诺夫通过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手稿,撰写了《<复活>的创作过程》。蔡义江先生、沈治钧先生通过《石头记》的手抄本及相关资料研究分别撰写了《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红楼梦的成书研究》。但不能倒行逆施,作减法:作品-艺术性=素材/历史,然后考证作品的“本事”。因为这不是文学研究,也不是历史研究。如果说是历史研究,也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历史研究。试问,一个虚实相间的文学作品,把艺术性滤掉,寻找其中真实的历史或素材,好比从齐白石画的大白菜中去找出老先生写生的那年秋天那条垄沟中的大白菜,这样的历史或者生活素材能令人相信吗?开什么玩笑!所以“索隐派”的学问不必恭维,他们的谬误也不值得批驳,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对与错,有与无,是与非,真与假;他们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联想、幻想、想象力是“相当的”不错。我是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真相信、肯定相信他们考证或者索隐的结论。他们在“玩儿”呢,玩“平民”,玩“草根”,玩“自树旗帜”的作秀,玩“另开门户”的意气,玩“老鼠捉猫”的游戏,当仁不让的红学家还一一驳难辨证,您干嘛那么认真啊,查典册,熬灯油,费口舌,还以为真理在我的手上,您犯得上吗?

  所有的“索隐”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说,都是与文学批评、学术研究、艺术欣赏不搭边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对《红楼梦》的研究而言,是瓦釜雷鸣,是恶紫夺朱。

  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圣.加尔达被阉割的阴影》里说:“一切关于卡夫卡的,并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如何给卡夫卡学下定义,用一种同语反复:卡夫卡学是为了把卡夫卡加以卡夫卡学化的论说。用卡夫卡学化的卡夫卡代替卡夫卡”论者进而列举了五方面“关于卡夫卡”的“不一定是卡夫卡学”:其一,不是在文学史(欧洲小说史)的大背景下而是几乎仅仅在传记性的微观背景下研究卡夫卡的书;其二,在卡夫卡学者笔下,卡夫卡传记成了圣徒传记;其三,卡夫卡学将卡夫卡一步步逐出美学领域。其四,卡夫卡学无视现代艺术的存在;其五,卡夫卡学不是一种文学批评,卡夫卡是一种诠释。这样一种学问它只会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隐喻,而无其它。试把引文中的“卡夫卡”换成“曹雪芹”,相信我们的红学家会会心一笑的。俞平伯先生一辈子研究红学,且受尽政治迫害,晚年痛定思痛,大彻大悟。他在《红楼新解》中激然说到:“人人皆知红学出自《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越昌,红楼愈隐。”又说:“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即讲得越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为‘烂断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孟德斯鸠《波斯人的信札》中写了这样一件事:他走进一家专卖诠释《圣经》的图书馆,馆员对琳琅满目的关于《圣经》研究的书说:“这些作者,并未在《圣经》中寻求应当相信的,却寻求了他们所相信的。他们丝毫没有把《圣经》当作教义的经典,从而接受这种教义,却把他看作一本可以给他们的意见增加权威的书。因此,他们歪曲了书中的一切意义,折磨尽了书中所有的篇段章节。这是一块土地,不同宗教的人都可以闯进去,如同打劫一样。这是一片战场,敌对的国家可以在那里相遇,在那里打仗,有人冲击,有人做前哨战,方式很多。”试观当今“红学”,不用说索隐了,即使是考证,是否也有人将《红楼梦》看作“一本可以给他们的意见增加权威的书”,“用红学化的曹雪芹代替曹雪芹了”了呢?

【原载】 《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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